蒋兆勇的博客

杜磊: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探究维吾尔族人民的真实情况[1]

（Freedom fighters or terrorists? Exploring the case of the Uyghur people）

杜磊Dru C. Gladney，波莫纳学院[2]

给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组织、人权及监督小组委员会的证词（testimony）

华盛顿，2009年6月16日

目录

1、行动纲要

2、导言

3、文化与历史回顾

4、中国民族政策、宗教自由与维吾尔人

5、维吾尔人的回应：争取文化生存的斗争

6、国际视角

7、计算机网络的分离主义和东突伊斯兰运动（Cyber-separatism and ETIM）

8、未来的前景

9、参考文献

一、行动纲要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国际组织、人权及监督小组委员会成员，今天我很荣幸地向各位陈述和说明维吾尔族人民的实际情况。我坚信，被我们正在谈论的那些人，不管是关塔那摩湾的被关押者，还是通常的维吾尔族人，很少有证据能够支持他们是恐怖分子的这种说法。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能准确地被描述为"自由战士"。近一千万维吾尔人中的大部分主要居住在中国西部的省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很多维吾尔地图和1940年之前的地图上，这一地区是指"东突厥斯坦"。现在这些维吾尔人是"站起来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中主要的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居民都居住在最大的城市和该地区的绿洲中。维吾尔人也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群体，并且作为官方的"少数民族"（minority nationality），和其他的少数族群（包括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多数也是穆斯林）一样享有一定的特权，但是现在维吾尔人在人口数量上已经被不断增长的从中国内地移来的汉族人口所超越了。

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我将要论述：在新疆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最好被理解为民生动荡（civil unrest），而不能被描述为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我用来指针对平民的任意的暴力行为）。维吾尔人民从1949年新疆并入中国时就已经开始的争取从中国这一民族国家中独立出来的的斗争，最好被理解为争取独立自主（sovereignty）的努力，而不是一种宗教的或者受穆斯林影响的运动。除了维吾尔人是穆斯林这一事实之外，他们的关注点和问题与西藏的很类似，但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发生的偶然暴力事件和反对中国治理的抗议则很少被描述为"恐怖分子"。正如下面将要解释的那样，对关塔那摩那些"东突伊斯兰运动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的界定方法，往好里说是一种误称，往坏里说就是对一群布什政府和国防部决定的对美国没有构成威胁的人的有计划的错误描述。与此同时，这份证词将表明，自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新疆地区（发音为Sheen-Jeeahng）就是非常和平的了，而不是恐怖分子独立的场所；新疆的经济已经发展和繁荣，这让它周边的任何一个中亚国家都很羡慕。这份证词不赞同一个独立的维吾尔斯坦或者分离的国家(state)，这样会导致新疆陷入和它的中亚邻居们一样的混乱（参见图1），而是鼓励更多的自治，鼓励中国直接了解维吾尔人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抱怨，并且需要美国不要给任何的新疆正在酝酿的分离主义或者穆斯林主义情感提供支持（即使是无意的）。实际上，由于这一地区在过去二十年中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应该受到祝贺，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找到途径来保护和提高维吾尔文化所代表的有活力的和非同寻常的中亚文明。

                  图1    新疆周边的国家

二、导 言

在1997年，5月13日北京的一个公园里有炸弹爆炸，3月7日两辆公交车上有炸弹爆炸（死亡两人），同时2月25日在西北边疆城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也有炸弹爆炸（死亡9人）；1998年发生了30多起其他的爆炸事件，有6起是在西藏。这些爆炸行为多数被认为是和穆斯林和西藏的分离主义要求有关系。自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这些事件发生开始，许多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族群的成员被处决，数百人由于被怀疑参与了族群暴动和从事分离主义行动而被逮捕。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有零星的报道，但是这样的事件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变得相当频繁，并且在一份由国际特赦组织所提供的中国政府政策地区报告中，记录了对牵涉到这些事件中的嫌疑犯的严厉处理[3]。《华尔街日报》报道了1999年8月11日对热比娅·卡迪尔的逮捕，这发生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代表团对该地区的访问期间，显示出了中国对这些紧张局势的强烈回应[4]。 热比娅是一位很著名的维吾尔族女商人，曾经代表新疆自治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国际特赦组织认为热比娅是一位"良心的囚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这是因为她唯一的明确触犯中国的行为，是一次没有成功的与USCRS（美国棉花研究站）会面的努力[5]。2005年她释放后去了美国，并且她在促进"世界维吾尔大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已经使得她在美国内外的维吾尔族流亡者群体中的担任了显著的位置。

需要特别指出，这些逮捕以及维吾尔族的抵抗已经很少和宗教自由联系在一起了，而是和一系列的"自身的权利"（indigenous rights）议题联系在一起，宗教只是其中的一个关注点。中国官方称，"分裂者"（splittests）违反了法律，而宪法第36条则允许宗教信仰的充分自由[6]。一本更早的刚好在1999年10月中国50周年大庆之前出版的关于民族政策的白皮书，坚决主张所有少数族群宗教自由是受到保护的，但是承认在少数族群地区中持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巨大的经济不平等[7]。白皮书调查了少数族群的问题和成就，并且得出结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族群国家......尽管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中国，所有正常的宗教行为......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到1998年，国家已经给少数族群地区提供补助达168亿元（22亿美元）......中国政府清楚地看到，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中西部少数族群较为集中的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发展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8]

尽管存在持续的紧张和经常有关分离恐怖分子行动的报道，但是确实没有证据表明任何这些行动的目标是在于扰乱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人可能预期存在着非常有组织的恐怖分子或者分离主义分子的阴谋，但是没有一个暴力事件是直接针对基础设施的（铁路、桥梁、电站、机场）。多数确定的冲突事件是直接针对汉族的安全部队、近来流动到新疆地区的汉族移民，甚至是那些被认为和汉族政府积极合作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许多分析家认为，对于同样的导致了前苏联分裂的族群分离主义来讲，中国并没有那么脆弱。但也有少数人怀疑中国会崩溃，它将象苏联一样沿着世代存在的传统族群的、语言的、地区的和文化的断层线分裂[9]。如果中国确实分裂了，新疆将以一种类似于它邻近地区的骚乱的方式而分离，就如现代的克什米尔，或者像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吉克斯坦激烈的国内战争。

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讨论，我将试图说明为什么在新疆地区有着持续的紧张，对于未来国际关系和流亡者流向的可能影响是什么。在中国最后一个帝国朝代末期，族群的和文化的区分显示它们自己的格局，当时地方军阀割据新疆有20多年，北疆和南疆是在建立在地方性和族群的基础上，西部是被穆斯林军阀割据。族群化意味着目前中国和中亚的文化断层线不断地接受民族认同的官方安排。因此，对于中亚来讲，尽管突厥和穆斯林人口占优势，但是苏联的解体并没有导致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突厥斯坦"（Turkistan）或者一个泛伊斯兰教（pan-Islamic）的国家联合体。更确切地讲，苏联是沿着自己创造的族群和民族边界解体的。很明显，中国在短期内是不会解体的。然而它也有不断的族群和宗教冲突，而且由于其他更紧迫的原因，它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三、文化和历史回顾

尽管中国历史对此有明确阐述，但是每一个维吾尔人坚信他们的祖先是塔里木盆地的本土居民，他们直到18世纪才在中国作为"新疆"（"新的疆土"）而被知道。此外，现在这些人的作为"维吾尔人"的认同则是相当晚近的现象，这和大博弈（Great Game）竞争、中苏地理政治机动（maneuverings）、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有关。尽管当一个被称为"维吾尔"的游牧草原居民所形成的集合体在18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这种认同从15世纪到20世纪被遗失了。

直到当突厥汗国（公元552-774年）衰落，中国历史才开始将这些人记载为回纥（Hui-he）或者回鹘（Hui-hu），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维吾尔帝国的开始。在那时，维吾尔仅仅是九个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这九个游牧部落最初和其他拔悉蜜（Basmil）、葛逻禄（Karlukh）游牧者联盟击败了第二突厥汗国，然后于742年在Koli Beile的领导下控制了这个联盟[10]。维吾尔人逐渐的定居生活和他们打败突厥汗国，这些恰好发生在与统一的中国唐朝进行贸易开始获利的时期。定居生活以及与中国的相互交往伴随着社会-宗教的改变：传统萨满教的讲突厥语的维吾尔人逐渐受到了波斯的摩尼教、佛教，甚至最后有基督教的影响。沿着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大量的贸易和军队联盟不断发展，以至于维吾尔人逐渐采纳了来自中国的文化、服饰、甚至农业的生产方式。公元840年，游牧的柯尔克孜人征服了维吾尔人在蒙古的首都喀拉巴格什（Karabalghasun），这没有获得唐朝的救援，唐朝可能到那时候已经受到富有的维吾尔帝国的威胁。这次征服导致了更深的定居生活和维吾尔认同的结晶化（crystallization）。最后处于现在吐鲁番的一个分支，能够利用环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冰川灌溉绿洲所形成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生态环境，保持了他们的商业和有限的农业生产实践，逐渐建立起了Khocho（或者称之为高昌Gaochang）。高昌是在吐鲁番建立的伟大的维吾尔城市-国家(city-state)，持续了四个世纪（850-1250年）。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以及横跨大陆的商贸路线的衰落，再加上与明朝贸易联系的扩张，吐鲁番逐渐变成了穆斯林莫卧儿王朝，而且可能反对成长中的中国帝国，并且到15世纪中叶开始信仰伊斯兰教。

维吾尔人从10世纪到17世纪开始了伊斯兰化，逐渐取代了他们的佛教信仰，这对于他们建立以绿洲为基础的忠诚起到很小的作用。从那时起直到17世纪还抵制皈依伊斯兰教的以吐鲁番为中心的"维吾尔斯坦"人民，是被称为维吾尔人的最后一些人。其他的人仅仅是因为绿洲或者因为"突厥"这一遗传学术语而被知晓。他们说"突厥"语，这种语言与现代乌兹别克语联系紧密（尽管不象借自俄语的西里尔字母的乌兹别克语文字，他们使用一种修改过的、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使用的阿拉伯文字）。随着穆斯林的到来，"维吾尔"这个族称从历史记录中逐渐消失了。实际上，Joseph Fletcher晚期时候得出结论，认为当代维吾尔族认同是像前苏联一样的现代民族主义术语和中国共产主义政策的产物，这种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来"发明"民族，或许是为了"区分和治理"这些民族以便识别和吸收他们到新的民族国家中来。Joseph Fletcher得出结论：

......维吾尔帝国（大约760-840年）一度扩张到了喀什噶尔（Kashgaria）。但是认为喀什噶尔和维吾尔斯坦的居民是一个并且是同样的民族--更不用说他们都是维吾尔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20世纪民族主义需要的新发明。[11]

维吾尔文化和维吾尔人的遗传学特征反映了他们是从蒙古移居到现在的新疆地区或者东突厥斯坦的这一事实。这一地区始终是处在一种"文明的十字路口"，这里有千年的游历和讲伊朗的、印度的、中国的、西藏的、土耳其的、蒙古的、甚至欧洲语言等多种语言的各种人的内部混合。直到维吾尔人相当晚近的伊斯兰转向（与其他中亚人民相当迅速的转向相比），他们还一直是萨满教徒、佛教徒、摩尼教徒甚至是基督教徒。由于较发达的农业和商业经济，维吾尔人控制的绿洲地区经常被来自蒙古和中亚草原的游牧力量占领，甚至时断时续地被中国王朝所占领。中国王朝显示出对控制横贯欧亚大陆的获利颇丰的贸易路线很有兴趣。根据Morris Rossabi的研究，直到1760年挫败了蒙古的准噶尔部之后（Zungars），满清王朝对该地区施行了完全的和正式的控制，将这一地区建立成清朝的"新的疆土"（新疆）。到阿古柏伯克叛乱（1864-1877年）和俄罗斯影响进入的时候，清王朝建立的管理持续了近100年[12]。直到19世纪中叶鼓励汉族移民大量进入的时候，清朝的主要兴趣是通过建立附属国关系的军队哨站来维持该地区的安定。在19世纪中期伴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该地区的殖民化开始了，但是被阿古柏伯克的叛乱突然打断。1910年清帝国衰退了，接着是各地割据的军阀时代，直到1949年它才重新统一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大博弈中，争夺绿洲人民忠诚的竞争在中国、俄罗斯和英国之间展开，在更大程度上是它们促成了根据政治的、宗教的和军事的界限把维吾尔人分裂开来。直到新中国面临民族-国家团结的艰巨任务时，绿洲人民缺乏任何的前后一致的认同感。

因此，新疆第一次并入一个民族-国家，需要前所未有的所谓民族国家的勾画。有证据可以证明，"维吾尔人"这一称呼最后被用来描述500年前居住在吐鲁番盆地的主要的佛教人口，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尽管如此，但是"维吾尔人"这一标签的再次出现，并被用来贴在了说突厥语的穆斯林的绿洲定居者身上，这从来没有引起维吾尔人自己或者所涉及到的国家的质疑。把人们贴上这样的标签希望挑战那样的认同，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今天的维吾尔民族主义者来讲，来自17世纪时蒙古的维吾尔王国（Uighur Kingdom）的直系血统作为事实被接受了，尽管有很多的确凿历史的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与这种认识刚好相反。[13]

清朝的灭亡和中国、俄国、英国之间大博弈竞争的兴起见证了这个地区被竞争性的忠诚所撕裂，并且通过两种不同的短命而激进的建国企图来获得独立：1933年宣布在喀什噶尔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1944年在伊宁（Ghulje）宣布建立了另一个[14]。正如Linda Benson所详细记录的那样[15]，这些叛乱和自我治理的企图很少对具有竞争性的、在政治、宗教、地区上如此不同的突厥语系穆斯林人民中起到桥梁作用。这些人在1934年作为"维吾尔族"被官方正式指称，当时他们正处于中国国民党军阀的治理下。Andrew Forbes用全面详尽的细节描述了1911年至1949年间巨大的族群、宗教、政治裂隙，包括有：穆斯林与汉族之间、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维吾尔与维吾尔之间 、汉族与维吾尔之间、维吾尔族与哈萨克之间、军阀与平民之间、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等等[16]。在两个重要时期的中间有一个短命的独立的维吾尔族统治，为今天维吾尔族的宣称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自我统治和世俗民主治理的证据。1933年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和其他的中亚突厥人民在喀什噶尔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它存在时间不到1年，但是经常被宗教的、穆斯林的理想所鼓舞。十年之后，苏联支持另外一个独立的维吾尔统治的企图，就是另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并建立了一个更加世俗的民族主义政府(state)，现在这里被称为伊宁（这里曾经有一个俄国的领事馆，承认这个新形成的民族-国家）。在1944-1945年期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国民党）进行战斗，国民党那时占领着新疆的南部地区。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战时联盟，俄罗斯最终给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施加压力，让其与中国合作。直到中国共产党击败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并于1949年占领了新疆，他们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盟。（由于中苏在那时的合作）1949年对新疆的占领被称之为"和平解放"。维吾尔族民族主义者在那时希望能够沿着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苏联边界线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共和国，但是他们必须满足于承认作为中国新疆自治区的"少数民族"（minority nationality）（与苏联共和国相比，具有很少的司法权）。在这期间的党派斗争和分裂导致了大量的生命和资源的消耗，这些仍然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实际上，正是这种记忆，这种深层的对普遍社会混乱的恐惧感的记忆促使人们保持这一地区的统一[17]。

今天，尽管在西北的准噶尔高原、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西南的帕米尔地区、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哈密（Kumul-Turpan-Hami）走廊这三个或四个大的区域之间存在持续的地区差异，但是有近800万把自己看作是维吾尔族的人民分布在这个广袤的地区上，这一地区总人口是1600万[18]。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梦想着，一部分人鼓动想成立一个独立的"维吾尔斯坦"。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区分了中国的五种人，汉族占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在那时是包含在总的"回穆斯林"之下的，包括了当时在中国的所有穆斯林群体。共产党继续执行了该政策，最后识别了56个民族，维吾尔族和其他8个穆斯林群体从总的类别"回"（限于主要的讲汉语的穆斯林）中分离出来。

作为极度讲求实际的民族（people），在1949年民族主义者失败之后，维吾尔人和地方领袖实际上邀请人民解放军来到新疆地区。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了新疆，接着在1955年10月1日建立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法律的指导下，坚持了民族主义政策并识别了维吾尔族是少数民族（minority nationality）。1953年到1963年，由于持续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不安定导致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大规模移民，他们从新疆移居到中亚，使得中亚的维吾尔人口接近30万人。这种移民由于中苏关系在1962年破裂而终止，在25年之后的80年代晚期再次开始。[19]

在中国，给维吾尔人赋予一个单独的民族称号继续掩盖了大量的地区和语言多样性，这个称号也应用到了很多"非维吾尔族"群体上，例如Loplye和Dolans，他们和以绿洲为基础的被称为维吾尔族的突厥穆斯林的关系很小。与此同时，当代的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者追忆独立的由阿古柏伯克自我统治的短暂时期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此外还有早期的在吐鲁番和喀拉巴格什（Karabalghasan）维吾尔王国的光荣，将这些看作是他们对该地区合法宣称的证据。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阿拉木图、慕尼黑、阿姆斯特丹、墨尔本、华盛顿等地建立起基地的当代维吾尔族分离主义组织，可能在政治目标和策略上存在不同，但是他们对该地区持续维吾尔独立的宣称都有同样的梦想，这种想象由于中苏的干涉而被打断了。尽管1996年春天在上海，多数新成立的穆斯林中亚国家政府都和中国政府签订了议定书，他们将不给分离主义组织提供庇护和支持，但是这些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在1991年的独立已经极大地鼓励了维吾尔族组织希望有一个独立的"维吾尔族斯坦"。这些议定书在1999年8月25日叶利钦和江泽民的会面中被再次重申，承诺"上海五国"（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尊重边境安全，打击恐怖主义、走私毒品和分离主义（参见表2）[20]。该政策1999年6月15日实行，当三个维吾尔族分离主义分子（Hammit Muhammed, Ilyan Zurdin，Khasim Makpur）被从哈萨克斯坦驱除出境回到中国时，还有其他几个在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分离主义分子等待引渡[21]。上海合作组织(SCO)已经从最初的贸易和边境解决联盟逐渐演变成一个不断成长的强有力的多边组织，它非常关注于反恐怖主义的安全合作。

如果考虑到维吾尔族面对的社会-政治反对，伊斯兰教成为一种重要的但是不排外的维吾尔认同文化标志，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在宗教方面，维吾尔族是逊尼派穆斯林，实行与该地区同一宗教者相类似的穆斯林传统。此外，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苏菲派教徒，与纳黑希班底教派的分支中亚苏菲派密切联系。维吾尔族非常喜欢他们的穆斯林传统、多彩的服饰、神圣的墓葬（麻札mazar）[22]。而对于那些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严格遵守瓦哈比教派伊斯兰教规的人来说，这些则是被诅咒的，很多苏菲派和民间艺术家受到他们的迫害。

图2    回顾上海合作组织

然而要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只是能够统一维吾尔族认同的几种标志之一，他们在合作时要依赖这些标志，这一点也很重要。这表明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群体，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在维吾尔族当中仅有很有限的吸引力。例如，对于人口数量超过60万的中国新疆的回族穆斯林，由于有同样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派信仰，维吾尔族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原住民的少数族群。与先前的游牧穆斯林人民相比较，例如人数超过100万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可能更强调他们与土地的情感和绿洲的起源。更深远的是，现代维吾尔族，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大城镇和城市中的维吾尔族，以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和一体化的回应而为标志。维吾尔族努力保持他们文化和历史的焦点通常正是伊斯兰的传统。一个非常流行的传统近年来重新露面，就是麦西来普（Mashrap），它是年轻的维吾尔人聚在一起背诵诗歌和唱歌（一般是传说或者宗教内容）、跳舞，并且分享传统食物。过去这些晚会事件经常成为维吾尔族抵制中国治理的焦点。然而，尽管在这一地区，围绕着分离主义者或者伊斯兰主义者事件，维吾尔族被描述为统一的整体，但是维吾尔族持续从内部被如下差异所区分：苏菲教派或者非苏菲教派的宗教冲突、属地的忠诚（他们是否是绿洲起源或者其他地方起源）、语言的差异、平民-精英之间的疏离、竞争的政治忠诚。这些分裂的忠诚通过1996年3月喀什尔德加清真寺的伊玛目（带领做礼拜的人）被另外一些维吾尔人所袭击而证实，还有1997年9月至少6个维吾尔族官员被另外的维吾尔人暗杀。正是这些对历史有争议的理解，持续地影响着目前很多分离主义和中国对该地区宣称的争论。

四、中国民族政策与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的少数民族，是中国10个穆斯林民族中的第二大民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参见表1）

表1   中国和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族群人口[23]

*  按人口多少排序。

来源：杨圣敏、丁红，编辑，2002，中国民族志，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

很多我已经提及的吐鲁番和喀什的维吾尔族人令人信服地争论说，他们是这个地区的原住民。99.8%的维吾尔族人居住在新疆的事实，与此同时，其他中国穆斯林人口主要是在其他省、自治区（例如回族）和国外（例如哈萨克族），这些非常有助于形成对该地区的归属感。尽管事实上早期的维吾尔族王国是建立在现在的外蒙古，尽管现在新疆地区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但是维吾尔族持续地想象他们的祖先是起源在新疆，对外宣称说"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领土"。

最近40年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疆社会-政治不断一体化到中国这一民族国家当中。1754年准噶尔部战败开始，新疆就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统治下了。直到20世纪中期新疆并入了中国，但是较为松弛。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政策刺激了汉族移民、通讯、教育和职业等的变化，这可以反映出新疆地区融入中国的程度。汉族移民进入新疆引起了当地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与1940年的水平相比，当地人口在1940年到1982年之间增加了2500%（参见表2），表现为平均每年8.1%的增长。实际上很多人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同化边疆地区的最初计划是一种运用移民的融合政策[24]。对内蒙古来讲这确实是实情，内蒙古现在的蒙古族人口占14%，并且下面给出的数据也是新疆的实情。

表2、  1940-1990年间新疆穆斯林和汉族人口增长[25]

注：这里不包括军队人数，估计1985年时有275000和500000人在建设兵团。20世纪80年代期间少数族群人口增长速度特别高，部分是由于对族群的再次分类和再登记所造成的。

除了维吾尔族之外，汉族人口的增加也还伴随着其他穆斯林群体的增长。随着汉族人口的显著增长，也能观察到回族人口（Dungan，或者主要是讲汉语的穆斯林）的巨大增长。当新疆的回族人口在1940年至1982年间增长了超过520%（平均每年增长4.4%）时，维吾尔族人口则是以更自然的生物性生长速度1.7%在增长。回族人口的巨大增长已经导致了该地区回族穆斯林和维吾尔族穆斯林之间显著的紧张关系，并且很多维吾尔族回忆起在这个世纪早期在喀什噶尔发生的回族穆斯林军阀马仲英和他的回族战士对维吾尔族的屠杀[26]。在流亡的维吾尔族群体中和国际穆斯林中，他们普遍相信中国的穆斯林人口被中国官方极大地少报了，这样的信念加重了他们之间的紧张。一些维吾尔群体宣称中国有两千万维吾尔族和近五千万穆斯林，但是很少有证据支持这些数字[27]。

表3、    1982年中国穆斯林少数族群的职业结构（%）[28]

新疆并入到中国已经带来了更多族群的、社会的、经济的工作位置。但是早期的游历者报告说，在穆斯林当中劳动力和教育的差别很小，更多的差别是存在于定居者和游牧者之间。1982年的人口普查揭示了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别（参见表3）。

一方面乌兹别克族和塔塔尔族之间在职业结构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维吾尔族和回族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显示出了重要的阶层差别，主要是城市的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群体占有一个较高的职业经济区隔。这也反映了中国穆斯林少数族群的教育状况（参见表4）。

与中国所有其他族群相比（分别是0.5%和22.2%），维吾尔族在大学研究生（0.5%）和文盲上（26.6%）大约是平均水平。在穆斯林当中，塔塔尔族有最高的大学研究生比例（3.6%），还有最低的文盲百分比（4.9%），文盲率远低于中国总体平均水平（22.2%）。这些数据的主要缺点是它们只反映出国家所关注的教育，也就是，用汉语和学科进行的教育。然而在年龄大的精英中，还有高水平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察合台语、伊斯兰科学的传统的专业知识，这些没有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教育的一部分。尽管提供了维吾尔语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但是普通话已经成为在新疆以及中国其他地方向上流动的语言。很多维吾尔族已经在13所从50年代开始建立的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民族大学中接受教育。相对于传统的宗教精英来说，这些世俗的知识分子在汉语学校接受教育，他们坚持在新疆的政治领导。在1987年，不少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提出建立维吾尔族传统医药医院和伊斯兰学校（Madrassah complex），这是抵抗只重视汉语教育的开始[29]。然而，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很多维吾尔人感觉他们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在国家学校中持续地没有受到重视，他们必须私下给孩子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小学，维吾尔族孩子第一次正式参与到汉族的历史和语言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中，并且最充分地进入到中国的世界。尽管存在着少数族群语言的广泛使用，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实践教授一种中央集权的、主要是汉族的学科内容。这种教育实践继续导致在维吾尔族和他们的传统之间产生一个裂隙（wedge），使他们更深地融入汉族的环境。

表4    1990年中国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受教育程度（%）[30]

*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不能读，或者只能读懂很少的人口。

新疆不断融入中国的政治体系不但已经导致了更多的汉族和回族移民进入该地区，而且对维吾尔人来讲也将中国开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维吾尔男人忙于遍及中国全境的长途贸易。他们为了衣服和纺织品去天津和上海，为了丝绸去杭州和苏州，为了从香港买来的电子商品和摩托车去广州和海南。在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在北京，由于有大量的外国人，他们用人民币来进行贸易，然后可以得到美元。与汉族人相比，他们看上去更象外国人，他们经常更少地被怀疑。"我们用硬通货去麦加朝觐，"一个在云南昆明中央市场广场的年轻维吾尔人有一次给我说，"如果你和我换钱，阿拉会保佑你的。"当一些人为了去麦加朝觐存钱，更多的人用他们的硬通货购买了进口商品或者奢侈品并且带回新疆，为了利润而销售这些商品--为了进行以上这些活动，他们要在一年中离家六个月。当维吾尔人持续在中国全境旅行时，由于在旅行中会面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族群，这导致他们带着一种更坚定的泛维吾尔族的认同感回到新疆。

维吾尔人的国际旅行也重新开始了。在最近10年，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开放了从伊犁走廊到阿拉木图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铁路线，并且正式向周边五个邻国开放了几个口岸。随着中国和中亚的正式关系在1991年恢复，贸易合同和个人合同急剧增加。这种扩展使得很多维吾尔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增进中国和中亚交流的重要参与者。在1988年通过伊犁走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一次旅行中，我惊奇地发现维吾尔人在广州和深圳用硬通货购买的很多进口的香港制造的电子产品通过边界流动到了阿拉木图的市场和他们亲戚的手中--这些亲戚是也被哈萨克斯坦识别为维吾尔族。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于安全考虑，维吾尔族去国外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并且对于多数普通的维吾尔族公民来讲，几乎不可能获得护照。

五、维吾尔人的回应：争取文化生存的斗争

中国不断增长的融合并不一帆风顺。很多维吾尔人怨恨对他们文化生存的威胁，并且已经诉诸于暴力。在忽视他们而是强调"国家统一"的几十年之后，官方报道已经详细记述了在西藏、云南、新疆、宁夏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发生的藏族的、穆斯林的冲突行为。北京再也不能保守秘密了。1997年3月，北京公共汽车的爆炸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尽管这从来没有被证实）维吾尔族的分离主义者，还有在1997年2月25日邓小平纪念日那天发生的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爆炸。1997年2月7日伊宁发生的暴动，至少导致9人死亡和上百人受伤，抓获了9个维吾尔族嫌疑犯并且被依法处决。世界媒体严重掩盖了这一事件。这只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地区持续存在的几乎没有被媒体报道的问题中的少数几个。

1996年，《新疆日报》报道了从1996年2月开始的5起严重的事件，镇压了2,773名恐怖分子嫌疑犯，收缴了6,000磅炸药和31,000发弹药。海外的维吾尔族群体宣称在围捕中有超过一万人被捕，一千多人被杀害。中国对一个麦西来普文化晚会的突然袭击导致1996年2月2日到8日的最大抗议。反对在聚会中进行逮捕的抗议活动，导致120人死亡，超过2,500人被捕。1996年3月2日，亲政府的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毛拉和他的儿子被维吾尔族激进分子用刀刺伤，3月27日又发生了一起对高级政府官员的袭击，同年9月在叶城6名维吾尔族政府官员被其他维吾尔人所杀害。

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政府以大范围的逮捕和新政策的宣布来激烈地回应了这些事件。1998年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新刑法，其中将"反革命"罪重新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适用于严厉的监狱条款和公平的执行。包括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是任何被认为牵涉到"族群歧视"和"鼓动反族群情感"的行动。很多人权主义者认为这是几乎用毫不掩盖的企图来宣布"政治"行为违法，使它们显得象违反交通规则一样非法，从而支持中国"没有政治犯"的宣称。由于任何少数族群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鼓动"反族群情感"，很多族群活动家担心新刑法将会很容易地反对他们。

1998年6月12日，《新疆日报》报道了"中国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的猖獗行动"，这些行动促成了对10个"未经批准的"做礼拜的地方的关闭，对在清真寺之外非法祈祷的毛拉的处罚，以及5月29日在阿克苏县（该地有99%的维吾尔族）对13个人的处决，据称这些人是谋杀、抢劫、强奸和其他暴力罪犯。自从1990年4月巴仁乡暴动被镇压之后，报道了这一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军队进入，这可能和全国范围的"严打"运动有关系。这场于1997年4月在北京发动的运动，其最初意图是打击犯罪和腐败，但是在新疆变成了反对"分裂主义分子"，要求建立一个"钢铁长城"来反对他们。1996年12月16日，《新疆日报》上刊登了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乐泉的讲话："我们必须清楚地、广泛地反对分离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严厉和有效地打击我们的敌人。"根据1999年4月国际特赦组织的报道，从1997年开始，这场运动导致了210名维吾尔族被判处死刑，190人被执行。[31]

中国官方是正确的，不断增长的对边境原著居民困境的国际关注已经给该地区施加了压力。显而易见地，在海牙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UNPO）之前选举的主席是维吾尔人Erkin Alptekin，他是维吾尔族民族主义领袖Isa Yusuf Alptekin的儿子。Isa Yusuf Alptekin于1995年12月在伊斯坦布尔逝世，那里现在有一个公园来纪念他。有很多的国际组织致力于新疆的独立[新疆的名字是在东突厥斯坦的下面]，并在阿姆斯特丹、慕尼黑、伊斯坦布尔、墨尔本和纽约建立了基地。一个寻求协调这些有着不同运动的组织是世界维吾尔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它最近于5月21日至25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选举热比娅·卡迪尔女士为主席。（http://www.uyghurcongress.org/）很清楚，由于新疆代表着最后的共产主义下的穆斯林地区，与西藏独立的国际支持相比，中国官方更加关心新疆问题。

真实问题是，是什么唤起了对这些藏族和穆斯林的行动及其境外组织的关注呢？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没有与维吾尔族暴力相关的一个报道。以伊斯坦布尔为基础的群体自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存在了，并且达赖喇嘛从1959年流亡之后就开始积极活动了。自从中国的市场和贸易扩张政策开始，分离主义行动规模很小但是经常发生。并且随着1991年横跨大陆的新疆大门的开放，还有到横穿欧亚的铁路的开放，开放和合作持续地进行着。李鹏在1994年访问中亚新独立的国家时，期待开放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1996年4月《上海公报》巩固了已经存在的中国-中亚边界，这很明显是希望能够消除那些新成立的中亚国家对中国扩张主义的担忧。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努力最终巩固和完全绘制国内领土的最好例证。

实际上说来，中国并没有受到内部分离的威胁。正如所显现出来的那样，中国的分离主义者数量很少、装备落后、连接松散，根本不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相比。这些地区和它们的外国邻居之间存在经济差异，外国邻居通常更贫穷，而且有些，例如塔吉克斯坦，被内战分裂了。考虑到这个因素，当地对分离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新疆，在情感上是矛盾的，充其量是含糊不清的。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日战争和内战期间，留在这个地区的可怕记忆是大量的饥饿和广泛的灾难，更不要说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混乱的恐惧了。对西藏的国际支持几乎不能动摇北京对该地区的掌控。很多当地的激进分子并不是号召彻底的分离或者真正的独立，而是更经常地表达对环境恶化、反对核试验、宗教自由、赋税过重、限制生育孩子等问题的关注。很多族群领袖仅仅是根据中国对五个自治区的法律来要求"真正"的自治，这五个自治区都是被第一书记（First Party Secretaries）所领导，这些书记都是汉族且由北京管理。新疆扩展了"严打"运动，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说，"在我们和分离主义者之间没有任何妥协"。 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在新疆被报道的分离主义和暴力行动显著减少。在2002年6月14日《华盛顿邮报》上，Philip Pan报道了一次采访，新疆当地安全部门的官员只引用了三个相对较小的事件。[32]

与真正的国内外威胁相比，北京关于分离主义的官方出版物可能更受国内政策的影响。最近的行动，例如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行动，表明一种促进中国民族主义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努力，这种意识形态要比共产主义更有吸引力，比资本主义更易于控制。通过强调分离主义的威胁和境外的干涉，中国能够将注意力从国内诸多不稳定的问题上转移开来，这些问题有：自然灾害（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经济危机（例如亚洲经济衰退对中国货币的连累）、上升的通货膨胀、增长的收入差距、流离失所的"流动人口"、香港的重新统一等等，还要面对很多其他的江泽民政府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也许，民族主义将成为唯一的留给中国的"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国开始把自己从共产主义中疏离出来，正如中国在过去已经从儒教、佛教和道教中疏离出来。这也可能就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就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藏的佛教，被北京所打击的原因。然而，对萨满教和大众宗教的增长没有被审查。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穆斯林激进主义的定论给境外的穆斯林激进组织传递了一个信息，要远离中国的内部事务，塔利班在他们自己的阿富汗边界好好呆着。尽管很难说清楚在更广泛的人口中对维吾尔族分离主义的支持程度，但是很多人极为担忧文化的生存，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国际旅游业来保持维吾尔族文化的巨大努力正在进行，国家也正努力把它的美好愿望传递给不安的维吾尔人民。

六、国际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一个对中东地区武器装备的重要出口者，它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中东事务的参与者。在天安门事件（Tiananmen massacre）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和多数西方国家贸易的减少，中国的中东贸易伙伴（他们全部都是穆斯林，中国从1993年才和以色列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大幅上升。这可能是由于如下的事实：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在1990年8月建立了外交联系，并且有了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第一次贸易交换（尽管有着获利颇丰的贸易往来历史，但是沙特阿拉伯还是终止了它和台湾的长期外交联系，并且撤回了外交官）。虽然和伊拉克有着长期友谊，但中国赞成联合国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多数决议。尽管中国在支持地面战争的678号决议中投了弃权票，这可能使科威特不再欢迎中国工人，但是中国在中东地区享有相当稳固的声望，它是低端武器和廉价可靠劳动力的来源。经常有报道说，为了满足国内过热的经济，中国对海湾石油的进口需求不断增长，这需要平衡；因此自从海湾战争以来，中国对中东武器装备的出口增长了。[33]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对中亚地区发生影响的重要竞争对手，并且被看作是俄罗斯的平衡力量。区域发展需要一条地区内的新"丝绸之路"，中国已经用铁路和管道建立起了这样的连接。中亚人民的各自族群化和他们作为新中亚国家的领导成员而带来的声望提升，这些意味着古老的族群关系和地理政治的纽带将会强烈地影响着经济发展和跨边界的联系。

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34]。它也有两千万穆斯林。对穆斯林问题处理不当将会导致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东贸易伙伴的疏远。1997年2月在新疆西北部城市伊宁发生了族群暴乱，至少导致9个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死亡和几百人的逮捕。在这之后，土耳其的国防部长Turhan Tayan正式谴责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处理，中国政府则回应说土耳其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从那时起，可能是由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对中国处理维吾尔族或其他国内穆斯林问题的方式，几乎没有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正式谴责。

中国边境的穆斯林国家，包括新的中亚国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尽管官方并没有支持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者，但是在公众的层次上，可能会批评中国对突厥同伴和（或者）信奉同一教派的穆斯林的严厉处理。然而，这些政府几乎从不公开地干涉中国的内政。1996年4月中国和其他五个中亚邻国签署了边境协议，这表明了对于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者来讲，他们将没有希望再接受到来自任何中亚支持者的官方支援。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代表于1996年7月签订的《共同宣言》专门防止了哈萨克斯坦帮助中国的分离主义者。这也表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维吾尔族将很少从当地政府获得支持，而且实际上一些可疑的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者已经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回到中国。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其首要原因在于在中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重要性。此外，这一地区的国家都不想和中国有边界问题。然而在民众的层次上，维吾尔族从中亚那些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那里得到了很多同情，并且资金和实物通过零星的可穿越的边境持续不断地流到中国。

Dorian、Wigdortz和Gladney已经记述了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该地区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35]。新疆和中亚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已经持续增长，中国-哈萨克联合企业的数量现在已经接近几百个。新疆出口多种产品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给中亚提供了市场、贸易路线和技术帮助的其他选择。

正如前文中对维吾尔族人民的讨论那样，跨边界的族群纽带和新疆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持续不断地影响着该地区的发展。穆斯林几乎占新疆人口的60%，并且其中大多是维吾尔族。作为突厥人，维吾尔族和中亚国家人民拥有同样的伊斯兰教、语言和牧业传统。（参见表5）

表5、   中亚、新疆的族群人口（千）[36]

与汉族相比，该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群体在文化上和语言上也更接近他们的中亚邻居。由于1960年中苏政治关系的破裂，这种接近性显著地突显出来了，部分程度上导致了1962年的伊犁叛乱。在这次叛乱中有近20万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穿过边境逃跑到苏维埃哈萨克共和国[37]。哈萨克斯坦今天的16万维吾尔族中的大多数来自于最初的移民。然而很多学者认为，考虑到中国相对较强的经济实力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下签订了很多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边境协议，类似的暴动现在不会导致大规模的跨边界移民。不仅中国这边的边境要比1962年时更安全，而且其他中亚国家很可能也拒绝接受这些移民。

新疆能源部门的机会吸引了很多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开发国内的能源和寻找新的国外来源。1993年，由于国内石油消费量要比生产量增长更快，中国放弃了它的能源自足目标，并且第一次成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在1996年期间，中国原油生产量创造了一个记录，高达1.565亿吨，与此同时原油进口要比1995年上升37.5%，达到了0.22亿吨。中国已经预期到2000年，石油总量的30%要依赖进口。日本的发展经验表明，日本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需求在过去三十年增长了4倍。与日本相比，由于中国发展进入了现代经济，中国也将出现一个对能源需求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已经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以便满足能源需求的原因。李鹏在1997年9月与哈萨克斯坦第二大油田签署了一个享有专门权力的合同。这也表明中国预期自己的塔里木盆地的能源来源会减少。10年前，估计塔里木盆地有4820亿桶原油。但是在今天，甚至中国石油集团（CNPC）的领导人也承认，其已知存储量只有15亿桶。

中国希望能够通过不断增长的贸易来补偿它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政府对中亚开放了新疆，中国和中亚的双边贸易已近显著地增长。到1992年末，正式的的贸易已经增长了130%；包括易货贸易在内的所有边境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之后就已经增长了4倍。族群联系有利于这种贸易的急剧增长：那些有亲戚的人从轻松获得的签证和较少的旅行限制中获益。来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的"旅游者"经常到新疆进行购物旅游，然后回到家乡，在小村庄的市场中卖他们的货物。新疆已经变得依赖中亚的贸易了，1993年中国和这五个共和国的贸易占了它国际贸易的一半还多。

中国和中亚贸易主要是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目前为止新疆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从1990年到1992年，哈萨克斯坦从中国的进口从占进口总额的4%一下子增长到了44%。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贸易一半是建立在以物换物的基础上的。1995年期间，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位列俄罗斯、荷兰、德国和瑞士之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也已经迅速增长。1995年期间，吉尔吉斯坦是新疆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位列哈萨克斯坦和香港之后。早在1992年，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位的非独联体贸易伙伴。自从那时起，双边的贸易以每年127%的速度增长，这使得乌斯别克斯坦成为中国的第二大中亚贸易伙伴。这可能是中亚发展中最有前景的经济关系之一。一旦放开剩下的边境限制和建立更好的运输条件，大量的、相对富有的乌兹别克人将渴望购买中国的商品。和塔吉克斯坦的双边贸易从1992年到1995年增加了几乎9倍。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吉克斯坦陷入混乱，生活水平恶化，到1996年，它和中国的贸易下降了一半。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贸易也迅速增长。中国正进口土库曼的天然气来满足国家西北部的能源增长需求。天然气销售占整个土库曼出口额的60.3%。

中国和中亚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引起了关注，它实质上是反映了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快速增长的贸易：和中亚的贸易从1992年到1994年增长了25%；同一时期，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了几乎两倍。实际上1995年期间，中国2808亿美元的海外贸易中只有0.28%涉及到中亚五国，与澳大利亚或者丹麦的贸易也是这样。尽管贸易额很小，但是中国很明显是该地区的巨人，并且在中亚的涉外经济关系中将扮演主要角色。例如，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双边贸易要比土耳其和五个中亚共和国的贸易总和还多。尽管在穆斯林的中亚，土耳其要比中国有更多的优先，但贸易情况还是如此。

跨国公司开始在该地区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据估计外国公司控制了电力产量的60%多。提议建立的土库曼斯坦-中国-日本天然气管道是所构想的"能源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能够将中亚丰富的气田和亚洲东北部的使用者连接起来，这表明了各国之间潜在的合作。这也突显了国际公司（这里有三菱和埃克森）越来越重要，它们提供资金并影响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过程。这些管道--也是较小和花费较少的--大致标价是2260亿美元，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参与者是不可能建成的。因此，与19世纪主要只有三方的大博弈相比，在中国和中亚之间的"新的大博弈"牵扯到更多的参与者。然而，这些新的国家合作力量不能取代当地几个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族群纽带和联系。

这里存在一种风险，就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不稳定会导致外部石油投资和收入的减少，并且这样的产业已经是在亏本的状态下运行。埃克森公司曾经报告说，它在据说是产油丰富的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所打的两口井开始变枯竭，这里整个地区只产出315万吨原油，只是中国1.56亿吨总产量中很小的一部分。世界银行一年给中国借了30多亿美元，单独投资在新疆地区15个项目上的超过了7.805亿美元，据说这些钱有些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人权活动家Harry Wu宣称说兵团雇佣监狱的劳改人员。

很清楚，族群分离主义或者穆斯林对中国政策的抱怨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旅游者和外国商人当然会避开有族群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地方。中国将继续对它的中亚邻居和俄罗斯使用经济杠杆来阻止这样的分裂。自从20世纪90年代的动乱到现在，中国的安全措施和开发投资已经保证了该地区十年的平静，这明显有助于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那么问题就变成，如果中国的发展政策已经这样成功，为什么维吾尔人还是不安宁的呢？

被陆地包围的中亚和新疆缺乏增加经济合作和外国投资所需要的公路、铁路和管道等基础设施。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仍然穿过俄罗斯，并且连接其他地方的公路和铁路还是不足的。一条位于新疆的喀什和吉尔吉斯坦的奥什之间的新高速公路正在规划中，这有利于这一地区内的贸易。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计划一条新的连接乌鲁木齐和喀什的公路。从中亚开始的新的连接能够沿着这样几条路线：西边穿过伊朗和土耳其，或者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到达黑海或者地中海；南边穿过伊朗到达波斯湾，或者穿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达阿拉伯海；或者东边穿过中国到达太平洋。所有的这些路线经过广阔的、遥远的、可能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包括伊朗在内的这些地区面临着从西方获得资金支持的困难。

中国和它的邻居的国际关系以及和它的内部地区，例如新疆和西藏的关系，已经变得日益重要，这不仅是由于上面讨论的经济原因，而且也是中国想要参与国际组织的需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经济理事会。尽管西藏对于中国来讲，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战略上的重要和经济上的价值，但是西藏对于中国目前的领导阶层有政治重要性，这显示他们不会屈服外来压力和从西藏撤出。维吾尔族现在开始紧密地和藏族一起，在国际讨论会上给中国施加政治压力。1997年4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在与东突厥斯坦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维吾尔人的家乡）副主席Ahmet Türköz的一次会面中，他提到自从1981年达赖喇嘛和维吾尔族领袖之间的会面已经开始了，是和已故的维吾尔民族主义者Isa Yusup Alptekin之间的会面。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选举出来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是在海牙，并且最初是围绕着西藏问题而建立起来的组织）领导人是Erkin Alptekin，他是已故的Isa Alptekin的儿子。这些国际性的讨论会不能给中国施加压力改变它的政策，就如同美国以前每年都讨论恢复中国最惠国地位的问题一样。此外，他们继续影响中国国际合作的能力。其结果是，中国已经设法对国内的可能有国际影响的族群事件快速回应，并且通常是以武力的方式。

由于苏联的解体，中国政府害怕相邻的新独立的中亚共和国可能会鼓舞新疆的分离主义者的目标。它也担心增长的地区经济发展会通过复苏旧的联盟而激起族群分离主义。然而，中国在1996年4月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达成协议，以确保避免在共同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在获得穆斯林国家宣布他们将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后，中国也更容易保持安定。因此，尽管没有满足当地的和跨边境的族群的很多需求，中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严密控制的同时实行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似乎还是会得到邻国政府的支持。

虽然在新疆的投资不断增长和产生很多新的工作机会，但是维吾尔族和其他族群抱怨他们没有象新近来到新疆的汉族移民一样从中获得利益。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是一个影响维吾尔人抱怨文化保存问题的主要因素。在《纽约时报》第一页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喀什的"城市重建"规划，这会毁灭这个城市的文化遗迹，很多维吾尔人认为这是他们古老文明的心脏地带[38]。他们坚持认为，不断增多的汉族人不仅抢了他们的工作，最后还将利润带回家，而且汉族人也削弱了当地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处理自己事务的时候只能有很少的发言权。

七、计算机网络的分离主义和东突伊斯兰运动（Cyber-separatism and ETIM）

尽管中国内部通常很平静，但是实际上还是能够在网络上听到维吾尔族的声音。可能因为中国对公共抗议的限制和由国家控制的媒体，或者是由于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就开始记录的国内恐怖主义斗争的有害影响，今天在该地区几乎无法听到维吾尔族的抗议，至少没有公开地听到过。为了维吾尔族权力和可能独获得立的国际运动已经日益大声并且很有组织，但是只在中国之外和互联网上。可能有50个国际组织和网站在致力于"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它们主要得到了大约超过50万的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族的支持（然而，很少有居住在中亚的和中国的维吾尔族能够接近这些网站），并且在阿姆斯特丹、慕尼黑、伊斯坦布尔、墨尔本、华盛顿和纽约等地建立了基地。对散居在中国以外的维吾尔人数量的估计是有很大差异的。如Sean Robert提到，国家人口普查中的中亚维吾尔人数量并没有很好的代表性，尤其是1991年之后。Shichor估计大约有50万维吾尔人居住在国外，约占世界上维吾尔人总人口的5-6%[39]。维吾尔网站对官方维吾尔族人口数量的说法差别很大：从新疆境内多达2千5百万维吾尔族，到海外散居维吾尔人多达1千万[40]。

尽管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观点，至少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这个国际组织是一个维吾尔族赞助的恐怖主义组织，但是绝大多数涉及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和信息的组织抨击暴力。这些组织主要是由1949年共产党接管之前离开中国的维吾尔族移居者所资助的，它们有大量的网站和行动来支持与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政策相反的观点。尽管不是所有的组织主张独立或者分离主义，但是他们中的多数确实推动了该地区的彻底改变，它们报道的内容不仅涉及人权侵犯，而且也涉及到环境恶化、经济不平衡和该地区的非正统历史。总之，这些网站大体上能够区分成两种：一种主要是以信息资料为基础，另一种是积极的政治鼓动网站。并且，不管是信息网站还是政治鼓动网站，它们几乎都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

重要的信息资料类网站主要提供与维吾尔族和新疆有关的新闻和分析，包括有："开放社会研究院"（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的http://www.erasianet.org/；SOTA的Mehmet Tutuncu所管理的Turkestan Newsletter(Turkistan-N)，www.euronet.nl/sota/Turkestan.html；"维吾尔人信息机构"（The Uyghur Information Agency）的http://www.uyghurinfo.com/；还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数字图书馆建立的"东突厥斯坦网上图书馆"（Eastern Turkestan WWW VL）的www.ccs.uky.edu/~rakhim/et.html。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建立网站，其网站的特点是以他们自己对新疆的研究工作为主，并且提供在新疆地区从事研究、教育活动的其他网站和组织的连接。在这种类型的网站中，最好的其中之一是托莱多大学的Nathan Light博士的，不仅包括多数他的对维吾尔族历史、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的论文和有用的文章，而且也指导读者连接到关于该地区的其他连接，网址是：http://www.utoledo.edu/~nlight。尽管有很多关于新疆和维吾尔族人权话题的网站和网络连接，但是还没有中心站点来定期更新这些信息。关于维吾尔族的信息和网站能够在http://www.uyghuramerican.org/这个网址找到。一个互动的问答式的网站有一个栏目"特别报道：维吾尔族穆斯林分离主义者"，这能够在虚拟信息中心（the Virtual Information）找到，这个中心是一个由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总司令（USCINCPAC）所资助的资源开放的组织，网址是http://www.vic-info.org/。

即便新疆通常没有被正式地认为是中亚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根据中国的规则，它通常是归于中国研究或者内陆亚洲研究当中，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与中亚相关的网站包括有不断增多的有关新疆事件的信息和讨论。例如："哈佛论坛"（Harvard's Forum）的中亚研究，www.fas.harvard.edu/~centasia，是由John Schoeberlein博士管理的；"中亚研究世界潮流"（the Central Asian Studies World Wide）网站，http://www.fas.harvard.edu/~cassww/；"中亚列表"（CentralAsian-L），http://www.fas.harvard.edu./~casww/CASWW_CentralAsia-L.html，提供列表服务，经常报道与新疆相关的论题。一个名字是"为了乌兹别克斯坦和中亚的民主、人权、和平和自由"的非正式网站连接到维吾尔和东突厥斯坦的网站，它的网址是：http://www.uzbekistanerk.org/。此外"丝绸之路"网站日益关注维吾尔族问题。例如，"丝绸之路基金会"（The Silk Road Foundation)是一个关于中亚的综合信息网站，有一部分是关于新疆的，有一个网页连接到其他维吾尔问题：http://silk-road.com/toc/index/html。有趣的是，一个国际受害人援助组织/公共广播公司(NOVA/PBS)的网站有塔克拉玛干干尸（Taklamakan Mummies）的报道，这是一个经常被中国和维吾尔人用来建立关于地域历史宣称的问题，特别网页是有关干尸族群追踪的研究进展的报道，其网址是：http://www.pbs.org/wgbh/nova/chinamum/taklamakan.html。

虽然多数这些网站没有宣称支持新疆维吾尔族独立的立场，但是其中的多数都倾向于报道支持维吾尔族反对中国政府主张的信息。一个例子就是GeoNative的"信息网站"，网址是www.geocities.com/athens/9479/uighur.html，由巴斯克激进分子Luistxo Fernandez所管理，他寻求"客观地"报道那些在世界的压力下很少有代表的少数族群。然而，他的网站确实提供了很有用的把地名都音译出来的英语/维吾尔语/汉语图表，在一个关于该地区的基本概况之后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汉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对本地人的威胁"[41]。另一个所谓的信息网站是Abdulrakhim Aitbayev网页（Abdulrakhim Aitbayev's Page），包括关于新疆各个地方的中国警察行动的最新报道，它也连接到其他主要是批评中国的网站和文章，其网址是：http://www.ccs.uky.edu/~rakhim/et.html。

一个重要的"信息"网站是由自由亚洲广播电台（Radio Free Asia）的维吾尔族服务栏目（the Uyghur service）所管理的网站，作为他们对新疆和周围地区的日常广播的一部分，据报道是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射台播送出来的（参见http://www.rfa.org/service/index.html?service=uyg）。根据网站的说法，自由亚洲广播电台（RFA）向亚洲的听众播送新闻和信息，而这些生活在他们自己国内媒体中的听众缺乏正当的渠道来接近"全面的、均衡的报道"。通过广播和外界来电节目，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致力于弥补亚洲特定地区的人民在新闻报道中所面临的"严重的鸿沟"。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是由美国国会在1994年创建，并在1996年合并，它目前用缅甸语、广东话、高棉语、朝鲜语、老挝语、普通话、吴方言(Wu dialect)、越南语、藏语（卫藏、安多、康巴三种方言）和维吾尔语进行广播。尽管维吾尔族服务栏目宣称他们坚持新闻业的最高标准并致力于在他们所编辑的内容上成为准确、均衡和公正的典范，但是当地政府经常抱怨他们为了当权者的利益而有失偏颇。维吾尔族服务栏目经常被中国政府所限制和批评，而且在过去因为对所谓的分离主义分子进行报道而被传讯，尤其是对于热比娅事件。尽管美国和中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斗争上有合作，网站还是继续它的定期广播。我问该节目的维吾尔族主任Dolkun Kamberi博士，如果中国和美国在反恐怖主义上的合作增加，把东突伊斯兰运动列为一个国际性的维吾尔族恐怖主义组织，会给他们的资金资助和内容带来什么限制，他说这些不会导致资助水平和内容的任何改变。

情报类网站的资金通常来源于学术组织、广告和捐助。倡议性的网站更难获得资金来源。多数网站主要是由捐助者、广告以及中国之外同情维吾尔族境况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小额捐助所支持，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所资助的网站和组织曾经收到过政府的官方资助。除了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维吾尔服务栏目，它是由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此外没有其他的政府支持与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相关的信息散播。然而在过去，很多来自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和加拿大等地的维吾尔组织已经对维吾尔族人表示同情和不明言的支持。

倡议性网站公开地提升了与维吾尔族和新疆相关的事业的国际支持。这些网站和组织经常表现出持有很强硬的、批判的立场来反对中国在新疆的治理，说要为"沉默的多数"发出声音，也就是那些支持在新疆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维吾尔人，他们居住在新疆和国外。如果没有完全的独立，在该地区也应当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些网站包括："国际塔克拉玛干人权协会"（International Taklamakan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它也连接到一些与东突斯坦、维吾尔人和维吾尔斯坦相关的文章和网站，其网址是：http://www.taklamakan.org/；"维吾尔-美国联合会"（the 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它含有与新疆维吾尔族人权和领地自由等论题相关的文章和网站的连接，也列出了世界上22个没有网站的其他组织，其网址是：http://www.uyghuramerican.org/；"东突斯坦国家代表大会"（the East Turkistan National Congress），由慕尼黑的Enver Can所领导，其网址是：http://www.eastturkistan.com/。

一个在美国建立的有趣的网站是："反对中国共产主义宣传的公民"（the Citizens Against Communist Chinese Propaganda）（有一个名字为"自由东突斯坦！"的主页），宣传它自己是一个反宣传的网站（运用以火攻火的方法）。这个网站在弗罗里达州，由创建了"自由东突斯坦"（Free Eastern Turkestan）的Jack Churchward所领导。"自由东突斯坦"最初是通过一系列抗议来反对中国拥有和运作一个"辉煌中国"的主题公园而出名的，这个公园位于弗罗里达州的基西米，他们发现其中特别诋毁了维吾尔族人和藏族人（有清真寺和布达拉宫的微型复制品）：http://www.caccp.org/[42]。"维吾尔人权同盟"（the Uyghur Human Rights Coalition）是一个报道在中国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网站，包含一些文章和其他网站的连接，网址是：http://www.uyghurs.org/。KIVILCIM是一个东突斯坦信息网站，主张独立且用维吾尔语，http://www.kivilcim.org/。还有http://www.doguturkistan.net/也用维吾尔语。其他可以看到的倡议性网站还有"东突斯坦信息中心"（the East Turkestan Information Center），http://www.uyghur.org/；"东突斯坦民族自由中心"（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Freedom Center），http://www.uyghur.org/；"维吾尔人权同盟"（the Uyghur Human Rights Coalition），http://www.uyghurs.org/，出版侵犯人权的个人证词；还有其他更多的大众化网站，包括：http://www.taklamakan.org/、www.ugyur.net、www.turpan.com、http://www.afn.org/、www.eastTurkestan.com。由于这些网站都是相互连接的，所以它们经常重复和传阅其他网站的信息。

有很多为大众所知的维吾尔族倡议性组织，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加到了近20个，但是好像自从2001年9月开始其成员和活动都减少了[43]。在美国，在华盛顿地区最活跃的信息性和倡议性组织之一是"维吾尔-美国联盟"（the 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其主席是Alim Seytoff和Turdi Hajji[44]。像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建立的倡议性群体一样，它支持各种公共演讲和游行示威，以进一步引起公众对维吾尔族和新疆问题的注意。"维吾尔人权同盟"（http://www.uyghurs.org/），位于乔治敦大学校园附近，它追踪人权问题并且已经在华盛顿的metro区组织了几次游行和会议，实际上它最初是在很积极地强烈要求释放热比娅[45]。1996年在美国建立的最早的维吾尔族倡议性组织之一是"国际塔克拉玛干人权协会"（http://www.taklamakan.org/，其负责人是Ablajan Layli Namen Barat，他也管理活跃的列表服务（list-serve）网站UIGHUR-L，还有报道内（南边的）蒙古事件的列表服务网站SMONGOL-L。在欧洲，多数维吾尔组织集中在慕尼黑，这里有数量最大的维吾尔移民。这些组织包括"东突斯坦（维吾尔斯坦）国家代表大会"（the Eastern Turkestan(Uyghuristan) National Congress）（www.eastturkistan.com），其负责人是Enver Can；"欧洲东突斯坦联盟"（the East Turkstan Union in Europe），由Asgar Can所领导；由Abduljelil Karakash所领导的"东突斯坦信息中心"（the Eastern Turkestan Information Center）（www.uygur.org），出版在线杂志《世界维吾尔族网络新闻》（The World Uyghur Network News）；"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the World Uyghur Youth Congress）（www.uyghurinfo.com），主席是Dolqun Isa。在荷兰，维吾尔组织有："维吾尔-荷兰民主联合"（the Uyghur Netherlands Democtatic Union）（UNDU），由Bahtiyar Semsiddin所领导；由Shahelil担任主席的"维吾尔之家"（the Uyghur House）。在比利时，有Sedullam担任主席的"维吾尔青年联盟"（the Uyghur Youth Union），Faruk Sadikov担任主席的"比利时-维吾尔联合会"。在斯德哥尔摩，有Faruk Sadikov担任主席的"瑞典-东突斯坦联合会"。在伦敦，有Enver Bugda担任主席的"维吾尔青年联盟"（the Uyghur Youth Union）。在莫斯科，有Serip Haje担任主席的"维吾尔协会"(the Uyghur Association)。在土耳其，维吾尔组织包括有：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斯坦基金会"（the EastUurkestan Foundation），由Mehmet Riza Bekin所领导；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斯坦团结基金会"（the East Turkestan Solidarity Foundation），由Sayit Taranci所领导；在开塞利的"东突斯坦文化和团结联合会"（the East Turkestan Culture and Solidarity Association），由Abubekir Turksoy所领导。在加拿大，有建立在多伦多的"加拿大人-维吾尔人联合会"（the Canadian Uyghur Association），由Mehmetjan Tohti担任主席。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有"澳大利亚人-东突斯坦联合会"（the Australian Turketan Association），由Ahmet Igamberdi担任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有几个建立在阿拉木图的组织，它们在网络列表中被列出，但是由于最近受到了政府的制裁而很难连接上，包括有：Nozugum基金会（the Nozugum Foundation）；Khahriman Gojamberdie担任主席的"哈萨克斯坦地区维吾尔（Ittipak）组织"（the Kazakhstan Regional Uyghur Organization）；Sabit Abdurahman 担任主席的"维吾尔斯坦自由联合会"（the Uyghuristan Freedom Association）；Sheripjan Nadirov担任主席的"哈萨克斯坦-维吾尔统一（Ittipak）联合会"（the Kazakhstan Uyghur Unity Association）；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青年联盟"，由Abdurexit Turdeyev担任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有"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统一联合会"（the kyrygzstan Uyghur Unity(Ittipak) Association），由Rozimehmet Abdulnbakiev担任主席；"比什凯克人权委员会"(the Bishkek Human Rights Committee)，由Tursun Islam担任主席。尽管这些主要的组织都已经列在了互联网上，但是很多它们的网站都不能够进入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较小的组织这里没有列出来。

很难去估计这些网站和组织的关注者是谁，因为它们在中国都被关闭了，并且在中亚也无法进入，这既不是因为网络接口不够，也不是因为上网的费用太高。在中国和中亚，我和很多维吾尔人交谈，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些网站。有趣的是，对这些网站所提供的信息感兴趣的新疆政府官员也说，他们无法进入这些网站。很明显，那些在西方散居的维吾尔人，尤其是在欧洲、土耳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是这些网站的经常性读者和捐助者。此外，自从"9.11事件"之后，新疆的事件已经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记者和观察者对这一地区感兴趣，他们开始更经常地浏览这些网站。很有趣的是，就内容来讲，对这些网站的粗略监视显示出它们和好战的或者激进的伊斯兰教徒关系很小，而且几乎没有反对中国政府的伊斯兰"圣战"的号召。上述提到的绝大多数问题涉及到中国治理下的新疆维吾尔人的困境和历史，中国政府反对他们在该地区的光荣的、独立的过去和悠久的历史。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中国内外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浏览过这些网站，因此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非正统的历史。尽管有一些网站是土耳其语和维吾尔语，但是没有一个是汉语的。就像所有的网络群体一样，它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观众，很少能够超出已经支持和关注网站所支持的论题的人群范围。

这些组织和网站的资金支持主要是来自于个人、基金会和捐助（尽管这些很少）。虽然已经报道了在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富裕的维吾尔资助者在过去非常积极地在经济上支持这些组织，他们是在20世纪40年代移居到这里通过经商而变得很成功，但是并没有关于这些资助的公开信息。很多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来到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在建筑业和商业领域很成功，并且能够比那些最近到来的移居者更好地支持维吾尔人的事业。[46]在过去20年左右，能够从新疆移居到中亚和西方的维吾尔人持续增长，他们通常要比在中东的更早的移民要穷。然而，由于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已经扎根了，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了。

虽然绝大多数这些网站已经限制了资金和流量，但是它们不能仅仅是因为形成了一个对新疆内部事件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的"虚拟"社区而被解散。这些网站不仅是在中国官方媒体中不能获得的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且有些学者已经开始认为，网站经常通过广泛的可获得性和对重要事件的非正统报道而有助于改变公众的观点。[47]虽然分析家们关于网络改变公众观点或者影响国内事件的效力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网络能够很明显地改变传播信息和形成观点的方式。更重要的可能是，学者已经得出结论认为，通过网站形成的"虚拟社区"建立起了连接和联系，它们能够导致更加广泛的社会互动和联盟，而这些互动和联盟已经影响了政治的、社会-经济的事件。例如，在东帝汶、亚齐（Aceh）、车臣和波斯尼亚，网络社区已经给予了社会运动强烈的支持，不仅提供了不断增多的信息，而且也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资助。[48]虽然"计算机网络的分离主义"从来不能独立地推翻一个当地政府，但是它确实能够联系志趣相投的个体、增强普通公众对那些不能获知的问题的意识。对于一个像新疆这样被隔离的地区，还有广泛的被驱逐的散居者，互联网已经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看待这个地区的方式，中国政府必须回应它内部的问题。

很清楚，这里不仅仅有在新疆境内和新疆周围的分离主义行动的网络组织，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联合国在2002年10月认定东突伊斯兰运动（ETIM）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对国内和国际的一些恐怖主义行动负有责任，中国政府宣布其恐怖主义行动包括有：对伊斯坦布尔的中国领事馆的爆炸袭击，对比什凯克中国官员的暗杀，对喀什的被认为与中国官场合作的维吾尔官员的暗杀等。[49]然而这种称号导致了一个争论，中国和美国只提供了很少的公开的绝对证据来证明东突伊斯兰运动与具体的暴力事件相关。[50]2001年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报告，提供了一些在新疆地区内部和国外活动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它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新疆。[51]这份名单包括："东突斯坦统一革命前线"（The United Revolutinary Front of Eastern Turkestan），其领导者是Yusubek Mukhlisi，他宣称有30个武装分队，"两千万"准备好起义的维吾尔人；"东突斯坦青年之家"（the Home of East Turkestan Youth），说是与哈马斯有关且有2000名成员；"自由突厥斯坦运动"（Free Turkestan Movement），据说其领导者Abdul Kasim领导了前文提到的1990年巴人乡暴动；"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Uighristan），据说它的领导者Ashir Vahidi献身于反对中国对"维吾尔人家园"的"占领"；还有所谓的"罗布泊之狼"（Wolves of Lop Nor），他们宣称对很多爆炸和暴动负责。美国国务院报告宣称，所有这些团体和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解放党（the Hizb-ut-Tahrir）（"伊斯兰解复兴"）（"Islamic Revival"）、Tableeghi Jamaat有微弱的联系。多数这些团体是在2002年初出现在中国的报告中的，但是没有提到东突伊斯兰运动这个组织。因此，它的出现有点令人惊奇，2001年8月美国副国务卿Richard Armitage访问北京的结果之一，是把东突伊斯兰运动看做是协调维吾尔团体的主要组织，并将其作为一个对很多暴力冲突事件负有责任的国际恐怖组织来打击[52]。即使是中国政府的报告（很多人相信它是基于美国的报告），也没有把所有的团体和东突伊斯兰运动联系在一起。在那时，包括积极致力于独立的东突斯坦的活动家们，也很少有人听说过东突伊斯兰运动这个团体[53]。即便是美国军方，似乎也不知道这个团体。2001年9月28日，在火奴鲁鲁的虚拟信息中心（the Virtual Information Center）（由USCINCPAC资助）发布的"特别报道：维吾尔穆斯林分离主义"， 不但没有提到东突伊斯兰运动，而且得出结论认为：对于新疆境内的分离主义暴力行动，"没有单一的可辨别的团体，但是在新疆境内有暴力抗议，是由流亡的群体和组织所协调和指挥的"[54]。国务院官员已经私下里向我承认，他们觉得这种名称（designation）是一个错误。从那时起，没有其他群体被这样称呼。

对这种名称的多数指责是：有这么多被识别的群体，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是东突伊斯兰运动被特别挑选出来，除非这样做是为了加强中美关系的政治目的。牛津分析公司（the Oxford Analytica）关于东突伊斯兰运动的报告认为，它和其他群体是"替罪羊的恐怖主义者"，仅仅是"可疑的威胁"，被用来作为一个增加镇压的借口[55]。有趣的是，Mukhlisi的统一解放前线（United Revolutionary Front）并没有象东突伊斯兰运动那样被包括进来，尽管它经常宣称对新疆的暴力行动负责，例如1997年的火车出轨和警察局爆炸事件[56]。与此同时，很多维吾尔人向我抱怨说，尽管在西藏也有很多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报道，还经常有反对中国统治的有组织的抗议，还导致了在西藏之外的暴力事件，再考虑到西方对西藏表示出的同情，他们也没有看见美国和中国站在一起谴责某一个西藏的独立组织是恐怖分子[57]。尽管有国际抗议，但是2002年1月27日中国还是处决了一个藏族和尚，因为他犯有在西藏实施危害性极大的爆炸行为的罪行[58]。但是，很少有人相信为了 "自由"或者独立的藏族组织可以被认为是"恐怖分子"。很多人感觉到这仅仅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们是穆斯林，一个维吾尔群体已经被选出来作为恐怖分子了（as being terrorist）。然而，这份证词的真实议题是：尽管将东突伊斯兰运动称为恐怖主义组织，还有一些活跃的与维吾尔人相关的激进群体，它们可以说是支持恐怖主义，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被证明很直接牵涉到任何特定的暴力事件中。

在Armitage的公告和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之后，中国国务院在2002年1月21号也发出了自己的报告，指控说从1990年到2001年各种维吾尔分离主义群体"对新疆200多起恐怖袭击事件负有责任"，导致了162人死亡和其他440人受伤。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必须严惩东突斯坦恐怖分子"，也驳斥了如下说法：北京利用了美国领导的对恐怖活动的战争作为借口来制裁维吾尔人。这份报告谴责很多的维吾尔群体，包括Hazret的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ETLO）、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the Islamic Reformist Party"shock brigae"）、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Party）、东突厥斯坦反对党（the East Turkestan Oppsition Party）、安拉的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党（the East Turkestan Isalmic Party of Allah）、维吾尔解放组织（the Uyghur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伊斯兰圣战（the Islamic Holy Warriors）、东突厥斯坦国际委员会（the East Turkestan International Committee）（参见图3）。

图3、挑选的维吾尔激进团体名单

如果对多数这些组织和它们背景情况进行网络搜索，只能获得很少的信息。此外，尽管对于挑战中国在该地区进行治理的分离事件都同情，但是文中讨论的这些组织、多数有关的网络新闻和信息类组织很少宣称对任何特定的行动负责。有趣的是，看起来好象激进的穆斯林很少获得支持。如果在各种网站和新闻中搜索"圣战"这个词，然后在反查回这些团体，这些团体几乎没有使用这个词来号召反对中国的宗教战争。正如前文中Jankowiak和Rudleson所写的那样，很多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的个人基本信仰上是相当得世俗的，推翻中国统治是和独立、人权相关的，而不是与宗教相关。我曾经和美国、加拿大、土耳其、欧洲的维吾尔流亡者在一起，他们往往都很虔诚，然而我很少听他们说号召圣战来反对中国。还有，他们更关心的是：对祖先土地的历史论断、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不公正对待，而且渴望回到"自由东突厥斯坦"的家园。2000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在多伦多的维吾尔家庭一起度过斋月，他们在加拿大维持着很深入的宗教生活，他们说在中国是不可能这样的。尽管否认暴力，但是他们每天的祈祷是为了一个自由的"维吾尔斯坦"，祈祷在那里的亲戚们可以自由地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在伊斯坦布尔，维吾尔社区在宰廷布尔努（Zeytinburnu）和图兹拉（Tuzla）的清真寺里是相当活跃的，他们强烈支持"解放的东突厥斯坦"。但是，从1993年开始的对这些社区的几次访问中，我从来没有一次听到他们说号召反对中国政府的圣战。即使是在John Espoeito所描述的"防御的圣战"这种最温和的意义上，或者是保护伊斯兰免受迫害，他们也没有提到过要进行圣战[59]。如果把东突伊斯兰运动和很多其他群体相比，可以说，根据它们的出版物，东突伊斯兰运动并不像被描述的那样，甚至并不象其他一些群体那样激进（参见图4）。

图4 维吾尔激进团体的比较图

出处：Gladney 2004:203-21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自从2001年9月11日，尽管很多群体对恐怖行动表示同情，但是很少有群体公开宣称进行反对中国的恐怖行动，并且多数否认牵涉到任何恐怖主义行动当中。一个佐证就是，由神秘的Mehmet Emin Hazret所领导的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ETLO）。在2003年1月24日，在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维吾尔服务栏目的电话采访中，Hazret承认，可能需要给他的组织建立军事武装来打击中国政府的利益，不过他否认任何已经发生的恐怖行为和东突伊斯兰运动（ETIM）有任何联系。Hazret说，"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卷入到任何一种中国内外的恐怖主义行动，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东突厥斯坦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野蛮行为可能会迫使一些个体诉诸暴力"[60]。Hazret以前是新疆的一个电影剧本作家，在他40多岁的时候移民到土耳其。他否认他的组织和基地组织、本拉登之间有任何联系。不过，他确实看到了需要用军事行动来反对中国在新疆地区的治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和平方式来取得东突厥斯坦的独立。但是为了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展示我们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的决心，我们把武装辅助看做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问题是和中国政府有关的，中国政府侵犯了维吾尔人民的人权。"再一次，在反对中国在该地区统治的通常回应方式上，他也没有强调伊斯兰圣战或者宗教的民族主义，而是强调侵犯人权和维吾尔人对东突厥斯坦的要求。

中国官方无疑注意到了：国际上正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对待少数族群的方式，持异议者已经对该地区施加压力，美国和很多西方政府不断地批评中国不遵循所签署的国际协议和人权协议中的承诺。去年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项公约的第一条写道："所有人民都有自我决定的权力。他们凭借这项权力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寻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第二条写道："在不损害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的基础上，所有人民可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a people）自己的生存手段。"尽管中国继续在"人民"这个词的定义上含糊不清，但是也很明显，这项公约正在给中国施加压力来回应Mary Robinson和其他人权拥护者的高层官员对中国处理少数族群方式的批评。很清楚，由于新疆代表了共产主义下的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以及新疆和中东穆斯林国家大量的贸易合同，还有五个穆斯林国家在它西边的边境，中国官方不仅仅关心新疆人权的国际支持，它关心的东西要更多。

八、未来的前景

在某种程度上，新疆不断地融入到中国已经变得不可阻挡了，这在以前没有这样发生过，并且现在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了。自从中国在1993年变成一个石油进口国开始，对新疆地区石油和矿物资源的需要意味着中国对新疆的影响将只会增加。无可否认，从宗教、语言、族群习惯角度来讲，维吾尔人将仍然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面向中亚，并且由于对巴基斯坦和阿拉木图的道路的开放，近年来的互动已经增加。中国最近宣布开放沿着古瓦罕走廊的位于阿富汗和新疆之间的边境，这里只有一条古代丝绸之路时期的只能驴能走的路[61]。当然，泛突厥主义在这个世纪的早期对一些维吾尔人，但并不是对所有的维吾尔人有吸引力。和中亚的历史纽带是强大牢固的。土耳其已故的总理Yurgut Ozal支持广泛的土耳其的信仰，在他1985年第一次到北京出访的时候，他试图在新疆建立一个领事馆，他说土耳其民族起源于现在中国的境内。然而考虑到当前新疆政治地并入到中国，分离主义的意图即便是在现在，也是不可行的。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团结在一起的统一国家的基础上的。由于文化的统一性和流亡政府的企图，新疆和西藏有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如果中国在中心部分失败了，那么边缘当然会破坏政府的稳定。

然而，如果新疆独立的话，新疆所面临的问题要比西藏的问题更大。新疆不仅与中国的其他部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维吾尔人口少于新疆总人口的一半，他们主要居住在新疆南部，那里除了石油之外，工业和自然资源很少。正如前文提到的，除非找到巨大的投资，否则塔里木的石油和能源将不会成为独立的可行的财富来源。在三个主要的穆斯林群体：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中，他们过去的联系很少，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与穆斯林和汉族之间的冲突一样大。很多当地居民相信，独立将会导致这些群体之间的沿着族群、宗教、城市-农村、地域等边界的巨大冲突。考虑到当地恶劣的天气和贫乏的资源，这限制了中部的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逃离。自从俄罗斯和蒙古不会接纳汉族之后，新疆的汉族很自然地就会回到中国内地。然而，如果这样假设的发生了：国家的彻底崩溃导致了可能的独立运动和新疆的内部战争，那么汉族人能够去的地方很少。这时，相邻的甘肃和青海也会分裂，并且西藏不是一个好的去处。维吾尔避难者最大的可能性是移向南部，因为北部主要由汉族人控制，向西的线路将会被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关闭。这就只留下了向南的线路，但是除了巴基斯坦，那一地区没有国家可能准备好了接纳他们。当然，在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他们也不会更富裕。考虑到正在进行的克什米尔冲突，甚至在阿富汗的冲突，最有可能就是：维吾尔避难者的接收方不希望该地区更多的不稳定发生。特别要注意，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向南的主要路线，沿着喀喇昆仑公路穿过Torghurat山口，一年中通常只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能够通过。印度尽管和中国的联系很少，但当然不想增加穆斯林人口。在和新疆当地居民的很多谈话中，穆斯林和汉族人的观点是相似的，很明显这种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想，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中，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留下来并且战斗。

关于宗教自由，就像很多其他政策一样，中国的宪法是值得赞美的。但是，在一个法律规定经常屈服于地方和国家政治的国家中，宗教自由政策仅仅是受到表面上的尊敬。只要中国官方认为宗教是对中国主权的威胁，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就会被监视，在某些情况下还被限制。然而，由于国际伊斯兰教的关注，中国官方不得不小心对待宗教行为的任何严酷处理--通常会导致象1997年2月发生在伊犁的"极端分裂"或者煽动性的事件。

在过去10年中，中国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对维吾尔人的意义很大，如果他们能够获得一个护照，他们就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沿着喀喇昆仑公路越过中国的边境旅行，穿过伊犁河谷进入哈萨克斯坦，或者通过乘坐中国民航的一些航班从乌鲁木齐到达伊斯坦布尔。虽然维吾尔朝圣者到麦加朝圣的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增加了300%，但是现在已经急剧下降了(尽管从中国来的其他穆斯林能够更加自由地旅行)。国际联系已经让维吾尔人把自己看做是周边的穆斯林乌玛（Umma）的参与者，与此同时也是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穆斯林公民。当他们从麦加朝圣回来之后，很多维吾尔人（他们通常都会结成一个群体一起旅行）告诉我说，他们获得一种更深的作为一种人民（one people）的亲密关系的感觉，这要比其他国际穆斯林群体的多族群成员更有亲密感觉。国家鼓励外国穆斯林和旅行者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地区，希望刺激经济投资，这也是新疆地域和边境开放的重要趋势。乌鲁木齐是在过去50年建造起来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城市，它正经历着中亚官方赞同的伊斯兰式的翻新和整修，这里的伊斯兰建筑给很多国外来参观的穆斯林达官贵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外国人来这里看多姿所采的少数族群的传统舞蹈和风俗，这些族群特性在中国和国外的旅行小册子中被描述。一个我曾经在喀什遇到的日本游客，他骑自行车穿过喀喇昆仑公路从巴基斯坦到达喀什，他告诉我说，有一本旅行小册子告诉他真正的维吾尔人只能在喀什找到，然而多数维吾尔人相信吐鲁番是他们文化的中心。然而，很多喀什人争论说，吐鲁番由于受到汉族的影响，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已经丢失了，他们自己才是没有被破坏的"维吾尔"传统的宝库，旅游者应该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喀什。这种所谓的寻找"真正的维吾尔"证明国家的统计数据和旅游代理机构成功了。维吾尔族群的再创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中国的民族-国家识别了一个民族（a people），他们在过去40年接收了这种指定的认同作为他们自己的认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已经接受那种认同的人开始试图用他们自己的术语定义它和利用它。维吾尔人相信他们在这个地区有一种6000年的文化、物质的历史。他们不可能就让它离开。

新疆汉族和穆斯林之间关系的历史，正如Millward（2007）的书中所写的那样，，在过去被巨大的社会、政治分裂所破坏，被国内外的危机所激发，但现在已经是一种相对和平与安静的关系。最后十年的相对平静并不表明在该地区持续存在的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反对已经消除。对中国在新疆统治的反对还没有达到车臣或者1987年底爆发的以色列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暴动那样的严重程度，但是类似于西班牙"埃塔"（ETA）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者，或者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前爱尔兰共和军（IRA），这是一种可能在恐怖和抵抗的短暂而暴力的时刻突然爆发。并且和欧洲的反对运动也没有得到解决一样，新疆的维吾尔问题也没有呈现出一种很容易离去的态势。政府想在一个主要人口不仅是在族群上是不同的，而且是虔诚的穆斯林地区鼓励融合和发展，但是公认的维吾尔恐怖主义和意见分歧问题（甚至也在散居在国外维吾尔人当中存在）对于政府来说是很麻烦。政府怎样将一种强烈的宗教的少数族群（它是穆斯林的、藏族的、基督教的、佛教的）融合进一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中国的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政策和经济刺激似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应该找到方式和有代表性的维吾尔族个人和群体进行开放的对话，以便更好地合作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在这个重要的地区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和相对和平的发展。无疑，为了确保维吾尔族和汉族更加繁荣与和平的未来，应该进行开放的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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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孟红莉译成中文。

[2] 杜磊（Dru C. Gladney）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波莫纳学院的人类学教授，目前担任位于克莱蒙的太平洋盆地学会的会长。与这篇文章主题相关的更多的背景材料和分析可以在作者的Dislocating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Chicago Univ. Press, 2004)中找到。此外，杜磊博士已经出版了100多篇学术文章和如下书籍：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Fort Worth: Harcourt-Brace, 1998),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ditor)，还有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 国际特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权的总体情况"（伦敦，1999年4月21日）。

[4] 华尔街日报，Ian Johnson，"中国在镇压中逮捕穆斯林地区著名的女商人"，1999年8月18日。

[5] 国际特赦组织，2000年3月10日，"中国：维吾尔女商人热比娅·卡迪尔在秘密审讯之后被判8年徒刑"新闻服务47/00，AI INDEX：ASA 17/10/00/。引自ikelly@amnesty.org, X-MIMETrack: Serialize by Router on fox/I.S./Amnesty International(Release 5.0.2b (Intl)|16 December 1999) at 10/03/2000 05:32:56 PM.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宗教自由有关法律："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1982年12月4日：32页。

[7] 中国国务院，"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息办，1999年9月。

[8] 同上，1999；2、3、13-14、34、50页。

[9] 杜磊，"中国族群的再度觉醒"，Asia Pacific Issues, No. 18(1995),pp.1-8。

[10] 关于这一时期历史回顾的出色论述，可以参看Herbert Franke和Denis Twitchet的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niversity Press, 1994)

[11] Joseph Flet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John King Fairbank，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364，nt. 96.

[12] Morris Rossabi，"Muslim and Central Asian Revolts"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From Ming to Ch'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13] 关于"维吾尔民族主义者"重新讲述这段来自哈拉和林（Karakhorum）的连续血统的最好论述是记述在"维吾尔简史"中，起源于欧洲的东突厥斯坦联盟（the Eastern Turkestani Union），电子资源可以在<www.geocites.com/CapitolHill/1730/buh.html>找到。关于回顾和评论，还有当代维吾尔人的多族群背景的历史证据，可以参见Dru C. Gladney，"Ethnogenesi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Considering the Uygurs and Kazakhs"in Victor Mair (ed.)，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pp.812-34。对于最近的来自于新疆干尸DNA的考古学证据，可以参见Victor Mair, "Introduction" in Victor Mair (ed.), pp. 1-40。

[14] 关于这期间新疆政治和重要性讨论的最好论述是一位目击者和参加者Owen Lattimore, 在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15]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New York: M.E. Sharpe, 1990) 。

[16] Andre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7] James Millward的历史是对这个混乱时期的最好回顾，参见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Justin Jon Redulson，Oasiss Identities: Ui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p.8。关于维吾尔族的人种形成，还可以参见Jack Chen, The Sinkiang 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7), p. 57和Dru C. Gladney,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Uighur",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9，No. 1 (1990), pp. 1-28.

[19] 对于中亚维吾尔散居者、他们的移民记忆、渴望一个分离出来的维吾尔家园等情况的最好叙述，是一个录像纪录片，参见Sean R. Roberts, Waiting for Uighursta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enter for Visual Anthropology, 1996)。

[20] CNN新闻服务，Rym Brahimi, "Russia,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Leaders Pledge to Fight Terrorism，Drug Smuggling", 199年8月25日 (电子资源在<www.uygur.org/enorg/wunn99/990825e.html>。

[21] 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Kasakistan Government Deport Political Refugees to China", Munich，1999年6月15日，(电子格式 <www.uygur.org/enorg/reports 99/990615.html>) 。

[22] 参见维吾尔族女人种史学家Rahile Dawut关于维吾尔墓葬和坟墓崇拜的重要文章，"Shrine Pilgrimage among the Uighurs", The Silk Road Journal 2009 Winter/Spring (6) 2: 56-67。

[23] 人民日报（北京），"关于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公报"，1991年11月14日，第3页；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p21。

[24] 关于中国少数族群融合计划这个问题，可以参见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表格建立在如下数据来源上：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p 7; Judith Ba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22-3；《民族团结》（北京），1982（第二期），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普查办公室，《第四次国家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第四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17-25页。

[26] Forbes, 56-90页。

[27] 对人口数量的讨论可以参见：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Population of Eastern Turkistan：The Population in Local Records"，Munich，n.d. (电子格式：<www.uygur.org/enorg/turkistan/nopus.html>)。表格和统计数据的可以参见：国际塔克拉玛干人权组织（ITHRA），"How Has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hanged in Eastern Turkestan since 1949"，N.d. (电子格式www.taklamakan.org/uighur-L/et_faq_pl.html>)，在文中报道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1949年的75%下降到1990年的48%。这些数据的问题是直到1982年才有该地区第一个可信的总人口统计数量，根据Judith Banister的权威研究，所有早期的估计都非常可疑。

[28] Gladney，Muslim Chinese，p. 32；表格来自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普查办公室，Population Atla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xx, 28。

[29] 已故的维吾尔族历史学教授Ibrahim Muti'i 1989年在一篇没有发表的论文中对在维吾尔传统教育里中亚的伊斯兰学校(Madrassah)所起到的作用提供了精彩的历史概况描述。Muti'i教授认为：与宗教的或者文化的连续性相比，正是伊斯兰学校最紧密地将维吾尔人和中亚传统联系在一起（Ibrahim Muti'I，个人交流，1989年5月）。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中国民族人口》（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70-73页，76页；还可以参见Dru C. Gladney，"Making Muslims in China：Education，Islamicization，and Representation" in Gerard A. Postiglione (ed.)，China's National Minority Education：Culture，State Schooling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Garland Press，1999)。

[31] 国际特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的违反人权。（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32] Philip Pan"In China's West，Ethnic Strife Becomes‘Terrorism'", Washington Post July 14，2002：A4.

[33] James P. Dorian，Brett Wigdortz，Dru Gladney，"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China：Emerging Energy，Economic，and Ethnic Relations"，Central Asian Survey，Vol. 16，No. 4 (1997)，p. 469。

[34] 同上，pp.461-86。

[35] 同上，p.480。

[36] Dorian，Wigdortz，Gladney，p. 465

[37] 关于这一时期以及从新疆到苏联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的血统问题，最好记述可在George Moseley，The Par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中找到。

[38] 参见Michael Wines，The New York Times， May 27，2009, "Urban renewal hits Silk Road China will demolish site" in Kashgar, historic town inhabited by Uighurs, p. A1.

[39] 参见Yitzhak Shichor, "Virtual Transnationalism: Uygur Communities in Europe and the Quest for Eastern Turkestan Independence", Unpublished paper, 2002.

[40] 例如，可以参见 www.Uyghur.org，是由在华盛顿的东突斯坦民族自由中心（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Freedom Center）主任Anwar Yusuf所支持的网站，他认为在世界各地有两千五百万维吾尔人。Shichor（同上）在Enver Can的信息基础上，估计德国大约有500个维吾尔人（主要在慕尼黑），比利时有500个维吾尔人（多数来自中央），瑞典有200个维吾尔人（主要来自哈萨克斯坦），英国有40个维吾尔人，瑞士有35个，荷兰有30个，挪威有10个。此外，还估计在土耳其有10000个维吾尔人，美国有1000个维吾尔人，加拿大有500个，澳大利亚有200个（主要是在墨尔本）。

[41] 参见www.geocities.com/athens/9479/uighur.html 。"总体介绍：面积：160万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1990年人口普查）；维吾尔族：720万（官方），1400-3000万（国外维吾尔组织的估计）；首都：乌鲁木齐。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被放在东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之下。维吾尔人倾向于维吾尔斯坦。维吾尔人（Uyghur）也被称为Uighur、Uigur、Uygur、Weiwuer、Sart、Taranchi、Kashgarlik。其他土著居民有Kazak、Uzbek、Kyrghyz、Tajik、Tatar。中国的汉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对本地人的威胁。"

[42] 有关主题公园在族群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有一个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可以参见Dru Gladney，出版中的"Theme Parks and Path Dependency：Comparing the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and the China Ethnic Cultural Park"in"Chinese Ethnology：Practice and Theory"Taipei：Academia Sinica。

[43] 一些国际性的维吾尔和东突厥斯坦组织的名单可以在http://uyghuramerican.org/Uyghurorganiz.html和http://www.uygur.org/adres/uygur_organization.htm找到。

[44] 参见他们的网站介绍：http://uyghuramerican.org/ "维吾尔-美国联盟是1998年3月2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维吾尔-美国国会上（the First Uyghur American Congress）建立的。在美国有不断增多的维吾尔团体，这需要产生一个联合的维吾尔组织，来为这里各个团体服务并且代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的整体利益。"

[45] 参见他们的网站声明http://uyghuramerican.org/，"维吾尔人权同盟（UHRC）是501（c）3非盈利的致力于对美国人的教育，特别是针对大学生，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维吾尔人来讲是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民的人权侵犯。通过他们在教育上的努力，维吾尔人权同盟努力建立一个广泛的基础来支持维吾尔人民为获得民主、自由、自治而进行的斗争，支持他们为了自己的文化环境而进行的斗争。"

[46] 最近在网上，关于土耳其缺乏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支持的讨论开始增多，可参见，Demet Tezcan,，"Dogu Türkistan yine yok mu sayilacak？"Turkistan Newsletter Mon，20 Jan 2003 19:15:51，Turkistan Bulteni ISSN:1386-6265。

[47] 网络在亚洲广泛影响公众观点的有关论文，可以参见最近的一本由Zaheer Baber编辑的论文集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其中特别关注了"The Internet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and Beyond"， Vol. 30，No 2，2002。

[48] 网络在建构社区和获得为了特定目标的支持的有关研究，可以参见：Derek Foster，1997."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the Electronic Village"in David Porter，editor. Internet Culture. New York：Routledge Press；Steven G. Jones，1997. "The Internet and Its Social Landscape"in Steven G. Jones，editor. Virtual Culture: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n Cybersociety. London，New Delhi：Sage；Tim Jordan，1999. Cyberpower：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ge；Douglas Rushkoff，1994. Cyberia: Life in the Trenches of Hyperspace. New York：Harper Collins；and Mark A. Smith and Peter Kollock，editors. 1999.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9]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只是一个模糊的群体，只是由于在阿富汗的活动比较积极而被关注，它是90年代中期由Hassan Mashum所建立的。Mahsum之前在新疆的劳改所服刑三年。他雇佣了其他维吾尔人，包括排名第三的头目Rahid。Rahid被抓住的时候是和塔利班在一起，并且与2001年4月被遣返回中国。参见Hutzler，Charles，"China-Iraq Policy Is Risky For US"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10，2001。

[50] "China Also Harmed by Separatist-Minded Eastern Turkestan Terrorists，People's Daily，October 10，2001；Eckholm，Erik，"U.S. Labeling of Group in China as Terrorist is Criticized，"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2002；Hutzler，Charles，"U.S. Gesture to China Raises Crackdown Fears"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13，2002。

[51] McNeal，Dewardic L. "China's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n States and Problems with Terrorism." US Department of State，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2001. 也可以参见Scott Fogden的论文，Writing Insecurity: The PRC's Push to Modernize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Uighur Identity. MscEcon Thesis，University of Wales，Aberystwyth，2002。

[52] Conclusion of China Visit Press Conference，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ichard L. Armitage，Beijing，China，U.S.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26，2002。

[53] 例如，Mehmet Hazret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说（参见前文的论述），他从没有听说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直到中国政府在2002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名字我才听说过它。但是我知道在报告中提到的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很多年前他们由于政治原因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里，后来他们从中国逃跑了。因为没有同样的政治目标，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但是我不能相信他们实施了任何中国政府所说的恐怖袭击，他们是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牺牲品。"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维吾尔服务，"Separatist leader vows to target Chinese government (RFA)"，2003年1月24日. http://www.rfa.org/service/index.html?service=uyg

[54] 参见"Special Report: Uighur Muslim Separatists",Virtual Information Center，28 September 2001, p. 6, http://www.vic-info.org/

[55] 参见"China：China Increases Suppression in Xinjiang"Oxford Analytica 20 December 2002。报告得出结论："区分真正的反对恐怖主义和压制少数族群的权利是很困难的，维吾尔人的例子表明进行这样的区分缺乏国际性的指导方针。总之，维吾尔人不稳定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而不是国外支持的恐怖主义。只要发展所得到的利益仍然是被非常不公平地进行了分配，中国的发展和在新疆的控制政策似乎就不可能使新疆地区稳定。"

[56]"Exile Group Claims Bomb Blast in Xinjiang，"AFP (Hong Kong)，1 March 1997，FBIS，FTS19970513001183

[57] 西藏的爆炸事件和其他"恐怖主义行动"已经被经常地公开报道了。"Explosion HitsTibet's Capital After China Announces New Regional Leader", Agence France Presse (Hong Kong), 9 November 2000, FBIS, CPP20001109000079; "Explosion Hits Tibet's Capital After China Announces New Regional Leader", Agence France Presse (Hong Kong), 9 November 2000，FBIS，CPP20001109000079; "London Organization - Migrants'Shops Bombed in Tibet", AFP (Hong Kong), 27 December 1996, FBIS, FTS19970409001372; "Tibet Blames Dalai Lama for Bombing in Lhasa", Tibet People's Radio Network(Lhasa), 27 December 1996, FBIS, FTS19970409001370; Che Kang, "Bomb Explodes in Lhasa, Local Authorities Offer Reward for Capture of Criminals", Ta Kung Pao (Hong Kong), 30 December 1996, FBIS，FTS19970409001371; "Suspect Detained for Bomb Attack on Tibetan Clinic", AFP (Hong Kong), 14 January 1999, FBIS, FTS19990114000015; "AFP: Explosion Hits Tibet's Capital after China Announces New Regional Leader", "Agence France Presse (Hong Kong), 9 November 2000, FBIS, CPP20001109000079.

[58] 参见John Pomfret,"China Executes Tibetan Monk for Alleged Bombings"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Tuesday, January 28，2003；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报道了政府对有关处决的这些报道保持沉默： http://www.rfa.org/service/article.html?service=can&encoding=2&id=98250.

[59] 关于伊斯兰中"圣战"的各种含义的讨论，可以参见：L. Esposito，2002. Unholy War: Terror in the Name of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26-35。关于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社区的研究，可以参见see Dru C. Gladney，"Relational Alterity：Constructing Dungan (Hui)，Uygur，and Kazakh Identities across China，Central Asia，and Turkey"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ol. 9，No. 2：445-77和Ingvar Svanberg，1989. Kazak Refugees in Turkey: A Study of Cultural Persistence and Social Change. Stockholm and Uppsala: Almqvist and Wiksell International.

[60] 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维吾尔服务，"Separatist leader vows to target Chinese government (RFA)"，2003年1月24日，http://www.rfa.org/service/index.html?service=uyg。

[61] 参见Stratfor报告记录了阿富汗首相要中国开放瓦罕走廊的请求，2009年6月11日，"China: Afghan FM Seeks Wakhan Corridor Supply Route"(http://www.stratfor.com/sitrep/20090611_china_afghan_fm_seeks_wakhan_corridor_supply_route)